“猪圈”里的晚年
2010年1月，昆明市福海村开始被征地拆迁。因为“怕老人死在房子里，不吉利”，房东都不肯租房给60岁以上的老人，48名等待回迁房的老人无房可租，只能住在由猪圈改造的小屋里。
韩绍金和老伴杨美珍携手了大半辈子，如今却不得不分居两地，“退回还不如三十年前的生活”。
76岁的韩绍金是昆明市福海村村民。2010年1月，地属滇池草海片区的福海村开始被征地拆迁。按照政策，每户除4000元/平方米左右的拆迁补偿，还有一套12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彼时，昆明的房价已达8000元/平方米，扣除44万的回迁房款后，韩绍金们无力购房，不得不等待回迁房。在安置前，他们只能租房。
不料，房东都不肯租房给60岁以上的老人，“怕老人死在房子里，不吉利”。韩绍金们的生活从此逆转。
福海村，这个滇池边的鱼米之乡几成废墟，多数房子的外墙大书“拆”字，门、窗豁着大口，只余风嗖嗖穿过。无奈之下，48名村民只能搬进自家的猪圈。2008年仇和到任昆明，出于治理滇池污染需要，要求流域内禁养禁种。从此，福海村猪去圈空。
韩家的猪圈进三个人便不易调身，里面唯一能当家什的是一张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绵沙发，像一个压扁后扔在垃圾堆里、被老鼠啃过的长面包，表面塌陷、布里外翻、脏污如泥。
75岁的杨美珍急火攻心，高血压陡升，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则搬到距家15分钟车程的新河亲戚家。亲戚家不宽敞，她只能住人家的灶房。
猪圈成了韩绍金的“窝”。那张不能辗转的沙发，是他的床。入夏后，石棉瓦屋顶的窝内闷热，他耐不住，便在对面自家老屋的地上铺席而卧。下雨天，尽管猪圈漏水，他也得“回家”。
在韩绍金跨过的小巷，原本每天晃着孙儿、孙女的身影，跑着狗，踱着鸡，如今仅余绿头苍蝇的嗡嗡声。他不再经过家的正门，不知院内芭蕉仍绿，三角梅一片红艳，2010年春节的对联还在：“走鸿运心想事成，庆新春大吉大利”。
虽然能和儿子租房住，56岁的杨庆仙却跟88岁的杨小玉一起住进猪圈。杨小玉是杨庆仙父亲的二房，因无子女，一直由杨庆仙照顾。水管撬了，她们只能取井水。电断了，天一黑，她们便得睡觉，不敢擦火点蜡烛，怕烧了这唯一的安身之处。
73岁的李永祖稍强一些，儿子给他接上了电。但他和老伴没法在猪圈内做饭，每天中午和晚上，只能走半个钟头，到两公里外的儿子、女儿家吃饭。谈及如今的生活，他不由愤懑地说：“像讨饭一样。”
吃饭，对74岁的安乐仙不成问题。孙子每天两次，骑摩托车十多分钟，给独居的她送饭（老伴三十多年前已过世）。麻烦的是上厕所。拆迁后，她中了风，行走不便。到村口的公厕，她得提着凳子，一步一挪地要走上10分钟，累时坐下稍歇。晚上，只能便溺在桶里，次日由孙子提去公厕倒掉。断了自来水，她还得请人帮忙洗衣服。
58岁的杨翠芬达到房东租房及格线，但一样逃不掉住猪圈的命。不慎跌倒后，她的腿骨折了。房东见她拄着拐杖，便借口“房子是买给父母住的”，中止了租约。
“（租房子的老人）怕房东怕得要命。有一家的老妈妈平时都躺在床上，一听见房东上来，就赶紧蒙上被子，房东走了，才敢揭开。”村民代表张桂仙说。
而其中的20名村民则与猪圈“永别”。他们因租不了房，气急之下，或忧郁，或发病而死。
退休前，73岁的李兴祥在建筑公司办公室工作。住在猪圈，他觉得“亲戚、朋友来了羞脸”。由于整天生气，高血压、糖尿病等数病加剧，2011年3月3日，他撇下了小他两岁的老伴杨美芝，离开人世。
住了五个月猪圈后，91岁的张琴珍选择了自我了断。2010年10月26日中午，儿子张根国如常送来午饭和一瓶开水，却不见她，遍寻之下，才在张家楼村鱼塘发现了浮起的她。而这天早上，她还吃过他送来的早饭。“她一直身体健康，脸红嘟嘟的，肯定能活过百岁。”张桂仙说。张根国不曾察觉到母亲的情绪，只记得当初找房子时说房东不肯租房给老人时，她说了一句：“自己的地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现在没有生存之地了。”
不住猪圈，70岁的陆忠美也受不了。他和76岁的老伴董秀英在外住了两个月后被赶回来，只好用旧柜子、纸箱、杂物堵在原来的电动卷帘门、铝合金窗的位置，在原先的厅堂垒几块砖石当灶，勉强拼凑出家的模样。蹲在地上烧开水的董秀英说：“他天天哭，说苦到1980年，过上好生活不上20年就被撵走了。”2011年3月的一天，他永远停止了哭泣。
在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俊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些村民对拆迁持续投诉，把“事情闹到了中央”，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叫停了福海村的拆迁，暂时避免更多老人沦落猪圈。但是，福海村的回迁安置房仍无踪影，建筑地点在37号地块、嵩明（县）、呈贡（县）和晋宁（县）之间无法定址。咫尺之外、倚墙之处那充满美好记忆的家，仍在每日戳痛28位老人的心。
韩绍金和老伴杨美珍携手了大半辈子，如今却不得不分居两地，“退回还不如三十年前的生活”。
76岁的韩绍金是昆明市福海村村民。2010年1月，地属滇池草海片区的福海村开始被征地拆迁。按照政策，每户除4000元/平方米左右的拆迁补偿，还有一套12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彼时，昆明的房价已达8000元/平方米，扣除44万的回迁房款后，韩绍金们无力购房，不得不等待回迁房。在安置前，他们只能租房。
不料，房东都不肯租房给60岁以上的老人，“怕老人死在房子里，不吉利”。韩绍金们的生活从此逆转。
福海村，这个滇池边的鱼米之乡几成废墟，多数房子的外墙大书“拆”字，门、窗豁着大口，只余风嗖嗖穿过。无奈之下，48名村民只能搬进自家的猪圈。2008年仇和到任昆明，出于治理滇池污染需要，要求流域内禁养禁种。从此，福海村猪去圈空。
韩家的猪圈进三个人便不易调身，里面唯一能当家什的是一张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绵沙发，像一个压扁后扔在垃圾堆里、被老鼠啃过的长面包，表面塌陷、布里外翻、脏污如泥。
75岁的杨美珍急火攻心，高血压陡升，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则搬到距家15分钟车程的新河亲戚家。亲戚家不宽敞，她只能住人家的灶房。
猪圈成了韩绍金的“窝”。那张不能辗转的沙发，是他的床。入夏后，石棉瓦屋顶的窝内闷热，他耐不住，便在对面自家老屋的地上铺席而卧。下雨天，尽管猪圈漏水，他也得“回家”。
在韩绍金跨过的小巷，原本每天晃着孙儿、孙女的身影，跑着狗，踱着鸡，如今仅余绿头苍蝇的嗡嗡声。他不再经过家的正门，不知院内芭蕉仍绿，三角梅一片红艳，2010年春节的对联还在：“走鸿运心想事成，庆新春大吉大利”。
虽然能和儿子租房住，56岁的杨庆仙却跟88岁的杨小玉一起住进猪圈。杨小玉是杨庆仙父亲的二房，因无子女，一直由杨庆仙照顾。水管撬了，她们只能取井水。电断了，天一黑，她们便得睡觉，不敢擦火点蜡烛，怕烧了这唯一的安身之处。
73岁的李永祖稍强一些，儿子给他接上了电。但他和老伴没法在猪圈内做饭，每天中午和晚上，只能走半个钟头，到两公里外的儿子、女儿家吃饭。谈及如今的生活，他不由愤懑地说：“像讨饭一样。”
吃饭，对74岁的安乐仙不成问题。孙子每天两次，骑摩托车十多分钟，给独居的她送饭（老伴三十多年前已过世）。麻烦的是上厕所。拆迁后，她中了风，行走不便。到村口的公厕，她得提着凳子，一步一挪地要走上10分钟，累时坐下稍歇。晚上，只能便溺在桶里，次日由孙子提去公厕倒掉。断了自来水，她还得请人帮忙洗衣服。
58岁的杨翠芬达到房东租房及格线，但一样逃不掉住猪圈的命。不慎跌倒后，她的腿骨折了。房东见她拄着拐杖，便借口“房子是买给父母住的”，中止了租约。
“（租房子的老人）怕房东怕得要命。有一家的老妈妈平时都躺在床上，一听见房东上来，就赶紧蒙上被子，房东走了，才敢揭开。”村民代表张桂仙说。
而其中的20名村民则与猪圈“永别”。他们因租不了房，气急之下，或忧郁，或发病而死。
退休前，73岁的李兴祥在建筑公司办公室工作。住在猪圈，他觉得“亲戚、朋友来了羞脸”。由于整天生气，高血压、糖尿病等数病加剧，2011年3月3日，他撇下了小他两岁的老伴杨美芝，离开人世。
住了五个月猪圈后，91岁的张琴珍选择了自我了断。2010年10月26日中午，儿子张根国如常送来午饭和一瓶开水，却不见她，遍寻之下，才在张家楼村鱼塘发现了浮起的她。而这天早上，她还吃过他送来的早饭。“她一直身体健康，脸红嘟嘟的，肯定能活过百岁。”张桂仙说。张根国不曾察觉到母亲的情绪，只记得当初找房子时说房东不肯租房给老人时，她说了一句：“自己的地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现在没有生存之地了。”
不住猪圈，70岁的陆忠美也受不了。他和76岁的老伴董秀英在外住了两个月后被赶回来，只好用旧柜子、纸箱、杂物堵在原来的电动卷帘门、铝合金窗的位置，在原先的厅堂垒几块砖石当灶，勉强拼凑出家的模样。蹲在地上烧开水的董秀英说：“他天天哭，说苦到1980年，过上好生活不上20年就被撵走了。”2011年3月的一天，他永远停止了哭泣。
在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俊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些村民对拆迁持续投诉，把“事情闹到了中央”，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叫停了福海村的拆迁，暂时避免更多老人沦落猪圈。但是，福海村的回迁安置房仍无踪影，建筑地点在37号地块、嵩明（县）、呈贡（县）和晋宁（县）之间无法定址。咫尺之外、倚墙之处那充满美好记忆的家，仍在每日戳痛28位老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