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逻辑是怎样死亡的？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7-12850.shtml 如果一个国家的各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指鹿为马”的基石上，那么这个国家要想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本身也就是不符合逻辑的。不幸的是，中国千年的历史正是这样。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在铁屋子里昏睡了千年，其实是非常真实的描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中国有术而无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缺乏逻辑学。中国的文化的源头没有出过亚里斯多德式的人物。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是当代学者金岳霖先生（1895-1984），而且他也是从美国的大学里学得的逻辑学，他的逻辑学著作《逻辑》、《知识论》的问世，中国才算是有了真正的逻辑学。一个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民族，什么混帐逻辑，混帐思维都会横行天下。中国数千年来的一治一乱，每个政权都出自枪杆子，正是因为缺乏了逻辑的民族，自然就会缺乏论理的能力，暴力滋生的地方，道理就自然消失，而逻辑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中国自古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凡事都讲中庸。最早出现中庸说法是《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程子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孔子也曾经有过“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和“过犹不及”之类的说法。中国的古文因为叙事背景的缺乏，后人很难作出完全合理的理解，每一代人都只能够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对于那个“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解释有多种多样。明朝的王阳明在回答其学生关于“惟精惟一”的提问的时候，曾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3页）算是对中庸之道有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解释。因为，无论是“允执厥中”也好，还是“执其两端而扣”也罢，“不偏不倚”、“执其两端”，都只是一个虚拟的说法。笼统地说来自然是这样的。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事件的两端在哪里？因此，还是王阳明懂得比较透彻。要明事理，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但是，倘若没有逻辑学，缺乏逻辑思维能力，那么，要想审问、慎思、明辨，恐怕远非易事。知行合一，谈何容易。事实上，中庸之道，无论怎样解释，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其实就是变成了各打五十大板，凡事和稀泥。因此，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是各打五十大板，过份也是这样，不过份也是这样。为了防止自己在打五十大板上吃亏，就必须“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因此，在“中庸之道”指导下的中国人，其行为常常并不中庸，相反，极易走极端。因为，这里没有精细的道理可讲，所作判断的依据，就是在事态控制之前，各退五十大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当然，这样一来，事先坚守本份的一方是要明显吃亏的。中国矛盾多多，喜欢窝里斗，其根本要害就是缺乏逻辑分析能力，缺乏讲道理的习惯。即使是所谓教育，也多是口号、标语、语录等独断语句充斥其中。有时不受教育尚且能够以朴素的逻辑思考一些问题，一受教育，则变成了一脑袋瓜子浆糊。
因此，在中国，不讲逻辑，是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本来是好好学习西方逻辑思维的好时机，无奈，中国千年酱缸文化的巨大传染性与巨大惯性，在中国最需要科学、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又引进了德国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这辩证法本来建立在西方逻辑学的基础上，问题还不大，毕竟他们有着千年的逻辑基础，人们在使用辩证法的时候，不至于昏暗到分不清黑白，看不清天地。但是，来到中国就不同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一拍即合，在中国的昏庸文化之上，再来一点和稀泥的西洋法术。因此，在中国由上至下，通过教育，世代相传的一套标准话语体系出现了。如既黑又白，既错又对,既上又下，既左又右,既这样，又那样，把这样与那样有机密切地结合起来。到处拉郎配，搞统一战线。弄得整个社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天就是地，地也是天，白就是黑，黑也就是白。即使罪恶滔天，那也是前进中的曲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犯再大的错误，也只是光明道路上的一小段曲折。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可以调和折中。先有党，后有国。党大于国，也大于人民。比如X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至上”的本来意义就是“最上”的意思。比如，“至尊”，就是最尊，九五尊就是皇帝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更尊的了。但是，“三个至上”，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如果按照“三个至上”的思维，奥运会就得在同一个项目上设三个金牌，银牌铜牌都取消算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段话用逻辑规则来分析也会有问题。既是党的领导，人民又如何来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怎样有机统一？既是党说了算，那么依法治国又怎样个治法？如果只是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又靠什么去约束权力，使权力不被滥用？因此，在中国富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常常就是危险分子，难怪郑板桥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出活在中国必须要学会“难得糊涂”，才能够安全地生存下去的人生经验。其实，在辩证法教条下发展起来的教育也是同样一塌糊涂，所提出的口号常常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智育为主，体劳结合，全面发展。说了半天不知道究竟要表达什么。德育为先了，智育又要为主，最后还要全面发展，干脆说全面发展不就是了？教学理论也是这样：教师是主体，学生也是主体，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因此，教学理论是双主体论。就像教学理论突然变成了一条“双头蛇”一样，想起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思维的含糊不清，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思维的产物。在这里难免讲一大堆全面、客观、发展与联系的空洞无用的废话，表面是面面俱到，客观全面，其实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都没有说清，但是，他又实实在在地说了，整天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其实我们也不难明白，世界上发展得好的国家，都不会用这一套辩证法教条来控制所有人的思想，人们真正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形式逻辑规则，特别是逻辑的三大规律：即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除此之外都是在讲鬼话。所以，中国如果要发展，先得从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开始，在逻辑学的基础上，学会真正的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会真正发展起来，中华民族才会有复兴的希望。
中国有术而无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缺乏逻辑学。中国的文化的源头没有出过亚里斯多德式的人物。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是当代学者金岳霖先生（1895-1984），而且他也是从美国的大学里学得的逻辑学，他的逻辑学著作《逻辑》、《知识论》的问世，中国才算是有了真正的逻辑学。一个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民族，什么混帐逻辑，混帐思维都会横行天下。中国数千年来的一治一乱，每个政权都出自枪杆子，正是因为缺乏了逻辑的民族，自然就会缺乏论理的能力，暴力滋生的地方，道理就自然消失，而逻辑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中国自古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凡事都讲中庸。最早出现中庸说法是《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程子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孔子也曾经有过“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和“过犹不及”之类的说法。中国的古文因为叙事背景的缺乏，后人很难作出完全合理的理解，每一代人都只能够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对于那个“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解释有多种多样。明朝的王阳明在回答其学生关于“惟精惟一”的提问的时候，曾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3页）算是对中庸之道有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解释。因为，无论是“允执厥中”也好，还是“执其两端而扣”也罢，“不偏不倚”、“执其两端”，都只是一个虚拟的说法。笼统地说来自然是这样的。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事件的两端在哪里？因此，还是王阳明懂得比较透彻。要明事理，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但是，倘若没有逻辑学，缺乏逻辑思维能力，那么，要想审问、慎思、明辨，恐怕远非易事。知行合一，谈何容易。事实上，中庸之道，无论怎样解释，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其实就是变成了各打五十大板，凡事和稀泥。因此，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是各打五十大板，过份也是这样，不过份也是这样。为了防止自己在打五十大板上吃亏，就必须“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因此，在“中庸之道”指导下的中国人，其行为常常并不中庸，相反，极易走极端。因为，这里没有精细的道理可讲，所作判断的依据，就是在事态控制之前，各退五十大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当然，这样一来，事先坚守本份的一方是要明显吃亏的。中国矛盾多多，喜欢窝里斗，其根本要害就是缺乏逻辑分析能力，缺乏讲道理的习惯。即使是所谓教育，也多是口号、标语、语录等独断语句充斥其中。有时不受教育尚且能够以朴素的逻辑思考一些问题，一受教育，则变成了一脑袋瓜子浆糊。
因此，在中国，不讲逻辑，是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本来是好好学习西方逻辑思维的好时机，无奈，中国千年酱缸文化的巨大传染性与巨大惯性，在中国最需要科学、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又引进了德国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这辩证法本来建立在西方逻辑学的基础上，问题还不大，毕竟他们有着千年的逻辑基础，人们在使用辩证法的时候，不至于昏暗到分不清黑白，看不清天地。但是，来到中国就不同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一拍即合，在中国的昏庸文化之上，再来一点和稀泥的西洋法术。因此，在中国由上至下，通过教育，世代相传的一套标准话语体系出现了。如既黑又白，既错又对,既上又下，既左又右,既这样，又那样，把这样与那样有机密切地结合起来。到处拉郎配，搞统一战线。弄得整个社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天就是地，地也是天，白就是黑，黑也就是白。即使罪恶滔天，那也是前进中的曲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犯再大的错误，也只是光明道路上的一小段曲折。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可以调和折中。先有党，后有国。党大于国，也大于人民。比如X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至上”的本来意义就是“最上”的意思。比如，“至尊”，就是最尊，九五尊就是皇帝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更尊的了。但是，“三个至上”，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如果按照“三个至上”的思维，奥运会就得在同一个项目上设三个金牌，银牌铜牌都取消算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段话用逻辑规则来分析也会有问题。既是党的领导，人民又如何来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怎样有机统一？既是党说了算，那么依法治国又怎样个治法？如果只是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又靠什么去约束权力，使权力不被滥用？因此，在中国富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常常就是危险分子，难怪郑板桥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出活在中国必须要学会“难得糊涂”，才能够安全地生存下去的人生经验。其实，在辩证法教条下发展起来的教育也是同样一塌糊涂，所提出的口号常常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智育为主，体劳结合，全面发展。说了半天不知道究竟要表达什么。德育为先了，智育又要为主，最后还要全面发展，干脆说全面发展不就是了？教学理论也是这样：教师是主体，学生也是主体，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因此，教学理论是双主体论。就像教学理论突然变成了一条“双头蛇”一样，想起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思维的含糊不清，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思维的产物。在这里难免讲一大堆全面、客观、发展与联系的空洞无用的废话，表面是面面俱到，客观全面，其实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都没有说清，但是，他又实实在在地说了，整天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其实我们也不难明白，世界上发展得好的国家，都不会用这一套辩证法教条来控制所有人的思想，人们真正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形式逻辑规则，特别是逻辑的三大规律：即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除此之外都是在讲鬼话。所以，中国如果要发展，先得从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开始，在逻辑学的基础上，学会真正的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会真正发展起来，中华民族才会有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