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la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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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界,人界

从1915年的《新青年》,从胡适1920年的《尝试集》到1989这年,是真正的一个回合,我周围有许多诗人不同程度地被灼过,触动过,为“知己者”死也死过,都曾象高尚的兰波一样开始都把“美”抱在膝盖上,然而,真相越多,悻悻然就越烈,或羞愧地投去一瞥,哀怨的,革命的,爱恨交加,折射出与众不同的时间之光——甚至也都不一定凝眸小觑。

1999年,他在诗里写道:“我们相隔万里谈着虎骨”,现在不是“虎骨”,而是“知己者”,甚或不仅仅是寻知己者,这点,不用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定是失望的,彼此失望,传统先天性地被破坏掉了,只能是一种心愿。

要论诗歌的进步,除了“词”的胜利,就人性方面,我看是非常晦暗的,犹如骨哽在喉。一百来年,在干预社会方面,文学并不能造就“好人政治”,这点已经明了,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随时随地的心地善良,明智,并维护其纯洁,对纯洁的理解,诗人也因自身的进阶大为不同。或许都是犬儒主义的对抗,也就是颠覆性的响应。或许,文学革命本身就是破坏其纯洁的,如果,它需要一场那样的群众运动。所以,胡适的意义,到后来,也真正只有“尝试”的意义,即先生反放翁语说的“自古成功在尝试”

虽然,都可能朝着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但文字塑造出的人,会比部落型、口语式社会的人更单纯。因为,一致性的西方世界,是由分工的人以其特殊技能和视觉记号造成,而口语式社会则由具有情感混合特征的人组成。这里,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乃是一种复杂的情愫与感觉交织形成的混合体。新文化运动所有的参与者曾具有的那种混合与冲突,激进与失败共存的感知,说明麦氏的描述具有普遍的准确性。重实用的西方人基于效率和实用,早就摒弃了复杂的混合。是否社会分工的效力,尚待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