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界，人界

从1915年的《新青年》，从胡适1920年的《尝试集》到1989这年，是真正的一个回合，我周围有许多诗人不同程度地被灼过，触动过，为“知己者”死也死过，都曾象高尚的兰波一样开始都把“美”抱在膝盖上，然而，真相越多，悻悻然就越烈，或羞愧地投去一瞥，哀怨的，革命的，爱恨交加，折射出与众不同的时间之光——甚至也都不一定凝眸小觑。

1999年，他在诗里写道：“我们相隔万里谈着虎骨”，现在不是“虎骨”，而是“知己者”，甚或不仅仅是寻知己者，这点，不用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定是失望的，彼此失望，传统先天性地被破坏掉了，只能是一种心愿。

要论诗歌的进步，除了“词”的胜利，就人性方面，我看是非常晦暗的，犹如骨哽在喉。一百来年，在干预社会方面，文学并不能造就“好人政治”，这点已经明了，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随时随地的心地善良，明智，并维护其纯洁，对纯洁的理解，诗人也因自身的进阶大为不同。或许都是犬儒主义的对抗，也就是颠覆性的响应。或许，文学革命本身就是破坏其纯洁的，如果，它需要一场那样的群众运动。所以，胡适的意义，到后来，也真正只有“尝试”的意义，即先生反放翁语说的“自古成功在尝试”

虽然，都可能朝着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但文字塑造出的人，会比部落型、口语式社会的人更单纯。因为，一致性的西方世界，是由分工的人以其特殊技能和视觉记号造成，而口语式社会则由具有情感混合特征的人组成。这里，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乃是一种复杂的情愫与感觉交织形成的混合体。新文化运动所有的参与者曾具有的那种混合与冲突，激进与失败共存的感知，说明麦氏的描述具有普遍的准确性。重实用的西方人基于效率和实用，早就摒弃了复杂的混合。是否社会分工的效力，尚待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