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审视晚清史的时候，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系列的对抗，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对抗，湘系与淮系的对抗，阶级之间统治者与起义者和革命者的对抗，甚至起义者、革命者内部也存在着对抗。对抗中最激烈的是中西方之间的对抗，无论是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 对抗源自于分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晚清时期无疑是社会分裂最剧烈的时期。传统中国的统治阶级，皇族、官僚、乡绅以及一切旧式的社会精英，他们对整个社会有着两面的作用，一方面是领导社会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民众的剥削。当他们对民众的剥削超过他们领导社会的作用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的领导职能就出现了履行上的障碍。这是阶级社会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发展到极限时的必然状态。传统的中国在技术和制度上并没发生剧烈的变革，已经无法应付这样的状态。那些新式的社会精英，商人、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受过西方式的教育）、新式军人等等，也无法在这个传统的社会当中获得权利和社会影响。传统中国的最根本的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激化。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走到尽头。 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似乎这些变化都是由于西方势力的渗透，他们鼓吹的是西方把中国带入了现代文明。的确，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西方的入侵只是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和新型现代社会的诞生，变得更加曲折和快速。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社会转型有可能会更加漫长。但不会停留在某一阶段上，因为中国社会是有自行变革的能力的。 既然传统社会走到了尽头，发展到了极限，那么除了分裂之外，在面对这种挑战之时，社会的整合也是必不可少的。新的阶级和社会势力出现了。前面叙述的中国社会自行发展能力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社会势力，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的资产阶级无论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依然是脱胎于传统社会中商业势力，山西票号、江苏盐商等等。新型的知识分子，虽然受过西方式的教育，但也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正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那么，为什么说西方使中国社会的转型之路更加曲折和快速呢？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新的势力艰难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之中，处处受到过西方势力的干扰和遏制，列强控制着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业：铁路、矿山、军工企业、银行等等，无不受着外国资本的控制和觊觎。西方势力的这种入侵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更加痛苦和艰难。还有另一方面，面对着西方的挑战与入侵，中国必须整合社会力量，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思想。在这种整合的过程中社会转型也就完成了，而这种整合是需要借鉴和对抗西方的。所以我们发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用一种既学习又对抗的态度面对西方的影响，如何使这两种矛盾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使中国迈入现代社会，就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所探求的。 由于社会变革需要整合民族的力量，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趋向瓦解，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思想应运而生了，它使更多民众能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它使民众感受到自身命运和民族命运的关系更加密切，这就是现代民族主义。这种思想的诞生，重要的是，使民众切身体会到了自己作为民族的一份子的责任感，也就是使每个人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民众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会爆发出无穷的能量。清王朝也就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使民众的力量聚合起来的声浪中垮台了。 社会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爆发之时，95%的中国人还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生活，只有把这些农民从思想和军事上用现代方式武装起来，中华民族力量的凝聚与整合才算是有着根本性的进展。这个任务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所以孙中山临终前不无遗憾的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从1840年开始的晚清时期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的三个重要的进程正式开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一是中国更深的卷入了全球化，一是中华民族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凝聚。这三个过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和深化。了解这三个过程的开始和艰难的发展进程，为今天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就是我们学习研究晚清史的意义所在。

对于中国的农民们来说，乡村的景象似乎永远也不会发生变化，即使是在17世纪，从美洲引进了新的农作物品种之后，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方式不仅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在地域范围上还扩展到了中国几乎所有可以开垦的地区，这种扩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一、新作物对农业发展的贡献 中国的人口在唐宋时期长期徘徊在五六千万。从北宋宋真宗时期开始随着向长江流域推广从越南引进的早熟稻米，使得能够更有效的开发南方地区，早熟稻米比传统品种的成熟期要缩短一半，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精耕细作有了可能。很快，中国农民培育出了成熟期更短的稻米品种。传统稻米品种生长期大约180天，最早从越南引进的早熟稻生长期是90天，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农民培育出了生长期为60天，甚至50天的品种，有一些品种的名称甚至把生长期夸大到只有三十天（不过显然不可信），这时南方的稻米区域成为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有理由认为到了南宋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上升到了一亿以上，这之后是一个缓慢的上升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末年。 在清朝人口随着马铃薯、玉米、甘薯、花生等更能适应不同环境的作物的引进而暴涨。首先对人口增长起到显著作用的是甘薯，因为这种作物不会和传统的谷物争夺肥沃的耕地，很快，甘薯就在北方的穷人中取得了主食的地位，并且全面压倒了本地原有的薯类。花生则在长江三角洲的沙质土壤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由于临海的这些土地并不适合种植谷物，长期以来农民们对这些土地的开发并没有兴趣，而花生改变了这一切。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同样也出现在以往被认为贫瘠的江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海南北部。相比之下，玉米的传播则是缓慢的，最初它只能在山坡上作为杉树之间的补充而种植，玉米对山坡的适应能力很快得到了“棚民”的注意，他们是被平原的农民驱赶到山坡上的。美洲的作物给了他们新的发展机会。而马铃薯的适应能力更是他们的福音，马铃薯使得原来的被认为是归于贫瘠而陡峭的山坡地带得到了有效的利用。陕西的地方志证明了这一点：“洋芋产西南山中，防近城一带有稻田，浅山中多苞谷，至深山处苞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亦间有积以致富者。”[1]这些美洲作物对之前人烟稀少的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云贵高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开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传统的水稻区域，河谷和平原的边缘的坡地也成了依靠这些美洲作物过活的棚民的乐土。 早熟稻和美洲作物的引进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气候环境多变、地形复杂的国家，除了改良农业技术之外，新的作物品种是农民手中与自然做斗争最好的武器。 二、人口增长的趋势 除了农业的发展之外，政府的政策和商业的繁荣也促进着人口的增长，张居正在万历6年（1579年）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是商业繁荣的最好例证。普遍的看法是在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未必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看法，但江南地区的丝织品远销到了墨西哥，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丝织品，瓷器和茶叶也为明朝从太平洋彼岸的阿卡普尔科港换来源源不断的白银，这些白银足以使赋税沉重的江南地区继续得以发展。 李自成攻入北京和满族人的入侵虽然使整个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洗劫（张献忠和八旗兵在四川的屠杀更让人触目惊心），但当全国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进入一个和平时期之后，全国的形势又有利于人口增长了。满族统治者在入主北京之后，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取消了明朝正规税收之外的所有苛捐杂税，使民众的负担大大减轻。在17-18世纪，坐在皇位上的又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三位统治者，康熙、雍正和乾隆（也许晚年的乾隆可以除外），中国的经济状况到达了封建时期的顶点，从当时频频举办的千叟宴中我们就能窥见一斑。 如此喜人的形势让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做出了一个决定，史无前例的将缴纳土地税的人口单位（丁）的额度永久冻结在这一年，随后在雍正皇帝治下，丁应缴纳的劳役税被全部摊入了土地税，这就是著名的“摊丁入亩”，虽然这些措施从长远来看使清朝的税收伸缩性受到致命打击，但在当时这些措施却是得到无数地主文人们歌颂的仁政。 伴随着这一切的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清朝的人口在康熙年间，突破了两亿，在乾隆中期突破了3亿。 关于以上的估计数字，需要做一些说明，明朝在洪武年间，曾经进行过那个时代最严密的人口普查。朱元璋规定这样的人口普查要每十年进行一次。在他死后，这样的普查流于形式，地方官在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当中，往往因循之前的数据，或者自作一些小小的改动敷衍了事，到了明朝后期，甚至统计数据的对象也不是人口了，而只是纳税单位，也就是“丁”。甚至明朝有些地方的人口统计数（也就是丁的统计数）中，出现了小数点后边的数字。约有七八成的地方在人口报告时漏掉妇女和儿童，只上报丁数。理论上来说，“丁”指的是所有有劳动力的应该向国家纳税的成年男性。可是在实际上的执行过程中，地主是想方设法勾结胥吏和官员，隐漏自家的户口以减轻税收负担，这种情况普遍的程度被当时的观察家愤怒的记载了下来：“自洪武十四年至是九十二年，户减八千八百九十，口减四万八千二百五十，是十亡其六七矣，何生息久而反凋零乎？抑恐多其数反为民累，任其脱漏弗之计也。” 清朝入主北京之后，延续了这种人口统计方法，所以如果说从朱元璋死后，到乾隆41年（1776年）人口统计制度改革期间的人口数据，即使不是毫无用处，其可信度也微乎其微。关于乾隆的这次人口统计制度改革，最明显的特点是乾隆将原有的乡村准军事组织——保甲的职能由主要监督民众的活动改变为主要进行详细的人口统计，所以从这一年开始官方的人口数据的可信度大大提高。制度的改变取决于两个原因，前面提到过康熙皇帝冻结了“丁”的额度，这使统计这个纳税单位不再必要。同时承平日久的大清王朝也不再需要保甲执行地方警察组织的职能了。对于保甲来说，统计出最准确的人口数字变成了重要的任务。这时期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在乾隆27年（1762年）突破了2亿，在乾隆55年（1790年）突破3亿，在道光14年（1834年）突破了4亿。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承认之前的估计是准确的。 三、人口增长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 到了道光时期，随着可开垦耕地的枯竭，面对着4亿人口，国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清朝的各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首当其冲的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仅传统上的人口聚居区平原和河谷已经人满为患，丘陵和山地由于大量涌入了垦荒的民众，也显得过于拥挤了，以至于当时的文人发出这样的哀鸣：“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樱，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补，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问题还不仅如此，对于以前无人问津的山地来说，如今受到农民的青睐，也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林则徐报告让人对水土流失的情况感到心痛：“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包谷，山土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至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愈浅。……是以道光元年（1821）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另一条江西的记载就更可怕了：“棚民垦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太平山、大源洞、果子洞等处、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 中国农业“停滞”的原因 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动摇传统的村社结构，农业向来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因此，如果农业不在耕作技术和经营方式上发生变革，整个中国也不可能发生变革。如果要回答中国文明为什么在长期领先世界的情况下无法保持领先地位、社会也没有发生剧烈变革这个问题，那么必须找出中国农业和农村为什么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的原因。下面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由于农业经营的目的没有改变。地主和农民们依然以传统的目的经营农业。目的并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在可以满足繁衍后代的条件下自给自足。如果不是地主剥削过重，农民们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保持在能够容忍的最低生活水平之上。农业的商业化程度比通常想象的要高得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农民们往往会用种植的经济作物和细粮在最近的小镇集市上卖出，买回更便宜的粗粮。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当农民们挣扎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的时候，农产品的交易量往往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其次，析产制也是传统农业生活的固化剂，析产制是有中国特色的土地继承制度，在农民家庭的男性家长死后他名下的地产会由所有的儿子均分，而不是像西欧那样所有土地都被长子继承，这就是析产制。当然，男性家长会尽力保持家庭不出现分家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很少会维持三代以上。兄弟和妯娌间的矛盾迟早会爆发出来。如果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财产就会被均分，几个新的家庭就会出现。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每个成年男性农民都可以有一块自己名下的土地，但是，也制约了农民与自己的生产资料脱离。而这种与自己生产资料的脱离正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出现的前提，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农民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 还有一个问题，析产制固然有束缚农民的作用。可一块土地是无法无限细分的，当一块土地无法提供一个家庭所需的所有收入的时候，农民还是会去寻找非农业的工作，不过，请注意，中国是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如果真的出现了上面那种困难的情况，摆在农民面前的首选往往不是去城市里寻找非农业工作，而是去别的未开垦的可耕地垦荒。在中国人口数量达到某一个极限之前，寻找这样的荒地还是比较容易的，尽管需要长途跋涉，顽固的传统意识会告诉农民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还是要比纯粹出卖劳动力去做非农业工作更可靠。 另外，土地被细分从而使地产规模缩小的过程也不是很快的。如果为农民手中的地产规模设置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下，地产小到不足以使农民的农业收入维持全部生活，那么大多数的地产在晚清时期的规模还没有下降到这个临界点之下。有数据表明，在19世纪后半期，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每顷的产量是2.3吨，考虑到这个时期传统的耕作方法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类似土地利用效率是中国近一千年来一直保持着的。这样的农业产量使农民的生活仍可以维持在能够容忍的水平线之上。 在农业变得更加商品化时，农民们会选择种植一些经济作物，这会使劳动力的使用更加密集，进一步将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农村。另外，农业现代化的征兆——大量地、密集地使用家畜，在中国农村也没有出现。一方面，种植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茶叶、细粮等等，并不是为了给家畜提供饲料而种植的；另一方面，析产制也使得单个农民家庭无法拥有和积累大量的家畜，这些原因共同限制了家畜的集中利用。 以上列举了一系列使农民束缚于土地，无法和自己的手中的生产资料脱离的原因。那么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农民们难道安于这种仅仅可以维持生活原有水平的状态吗?自然不是，如果有相应的条件，中国农民是很希望改善生活条件的。为自身积累财富的最可靠手段，在中国农民眼中无疑是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在土地积累到了一定规模之后（暂且抛开析产制的因素），经营土地的方式会改变吗？不会的。此时摆在拥有一定规模地产的农民面前的问题是很多的。最牢固的枷锁是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无法得到改良。这使得单位面积的产量无法随着经营地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另一个问题是农民手中的地产往往是零碎的，有很多小规模的地块，距离拥有它的人的住宅很远，土地的主人赶到地里去耕种是不划算的，这种情况下，拥有这个的地块的农民就会把它租给别的农民来耕种，自己则放弃亲自经营这些土地。这种种情况，使得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无法实现。 中国农村的发展受到如此多条件的限制，原因在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落后。落后的交通条件决定了农民只能在距离自己村子最近的集市上出售产品，无法与跟高级的商业中心发生联系。落后的教育条件使得村庄中的屈指可数的教育机构只能为有条件的村民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教育，比如识字。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工具和技术的改良，想要在农村自身发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的文化素质不够。 这一切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系对于农村的控制方式是相当令人失望的。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们承认农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往往又不屑于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只所以这样，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事一种降低身份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行政系统长期以来，似乎只对征税和维持秩序感兴趣，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很教育的投入少的可怜。几乎可以说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中国农村为什么没有出现农业经营方式上的改变的原因了。最直观的原因恰恰是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地大物博”。因为“物博”，农民可以在一块很小的土地上完全依靠农业生存，没有必要去寻找非农业的就业机会（这种机会在封建王朝时代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地大”，即使出现无法完全靠农业为生的情况，农民们也可以选择移居到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生活。传统的析产制制约了地产的集中，也阻止了出现一批不继承遗产的、身无分文的农民，即使地产集中起来，技术的落后和市场需求的有限，也使得地产的经营者无法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向土地投入追加资本以扩大盈利。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农业在经营方式发展上的停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技术改进的投入上的不作为。因此，如果农村的行政体制和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社会发展就会停滞。晚清时期的清政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